一、重要政策及原则立场

　　1、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新中国外交最本质的概括。新中国奉行这一政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首先，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通过革命获得民族独立与解放后，对独立自主十分珍视。其次，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不能输出”的基本原理，明确以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为基本指导思想。第三，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本性。

　　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1、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中国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2、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3、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4、中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5、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愿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繁荣。6、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

　　2、一边倒

　　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领域的“三大决策”之一。该决策的核心含义是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格局中，新中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毛泽东在建国前夕阐释了“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必然性：“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一边倒”政策的具体化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对苏联进行的国事访问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这一决策的历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一边倒”使中国提前二十多年收回了依据国民党与苏联签定的条约一直要存在到1975年的苏联在华特权；其次，“一边倒”使新中国在西方势力敌视的国际环境中迅速巩固了政权；第三，“一边倒”使新中国诞生伊始就获得了极为宝贵的财政和经济援助。但是，“一边倒”决不意味着放弃独立自主。因此，当苏联侵犯中国国家利益，侵犯中国独立自主夙愿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毛泽东以“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三大重要决策。这三大决策回答了新中国一诞生就将面临的三大外交问题，即如何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如何对待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何对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被压迫民族。“三大决策”中包含的政策思想，在带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以法律化。

　　3、另起炉灶

　　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领域的“三大决策”之一。“另起炉灶”方针有其对外和对内两层含义，即怎样处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与外国的现有关系问题和怎样组建新中国外交队伍的问题。“另起炉灶”的核心是不继承国民党政府与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把不平等的外交关系彻底割断。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作出了“另起炉灶”的重要指示。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与旧中国屈辱外交关系彻底割裂相对应的，是组建一支全新的外交队伍，这是“另起炉灶”的另一层含义。周恩来提出：“我们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必须‘另起炉灶’，创建新型的外交队伍。”这支队伍，应当像人民解放军那样，是一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是一支立场坚定、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纪律严明、有战斗力的队伍，是一支“文装的解放军”。有了一个新的外交关系的基础，又有了一支合格的外交队伍，新中国便有了执行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基本保证。

　　4、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新中国建国初期外交领域的“三大决策”之一。该决策的核心含义是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与势力清除干净以后再谈与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于1949年2月在石家庄会见苏联领导人米高扬时首次阐述了这一政策思想。在谈到新政权的对外政策总方针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这就是著名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政策思想。后来周恩来在解释毛泽东这一思想时更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况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5、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了自成体系、言简意赅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谈判的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在1954年4月29日签订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这五项原则被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同年7月分别发表的中印（度）与中缅（甸）总理的两个联合声明中，三国领导人建议将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诞生，就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依据这五项原则圆满解决了历史遗留的印度在中国西藏享有的特权问题。中国在日内瓦谈判中依据这一政策思想正确地把握了对待老挝、柬埔寨两个民族独立国家的政策界线，成为日内瓦会议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955年召开的第一次亚非首脑会议上，中国同样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恰当地处理了会议期间出现的复杂情况，使国际关系历史上首次由过去的被压迫民族独自发起和召开的国际会议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至今，已经有上百个国家在与中国签订的双边关系文件中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是不少国家赞同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已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中国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法理论的重要贡献。

　　6、求同存异方针

　　这是中国对第一次亚非会议的策略方针。第一次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考虑到与会各国的不同政治倾向和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中国代表团制定了具体的策略方针：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要求出发，再联系到我国的要求；中国支持他们，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不提任何不可能达到协议的议题，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诬蔑，则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尽力争取团结大多数与会国，使会议能就共同愿望和要求达成协议，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这就是后来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传为美谈的“求同存异”方针。

　　在会议进程中，当其他亲西方国家代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时，周恩来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而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这个发言把会议气氛拉回到了预定主题上，推动了会议的进展。会议最终达成协议，发表了包含和平共处基本思想的宣言。与会各国代表团赞扬中国代表团的工作，认为“没有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会议成功不了”。“求同存异”方针现已成为处理国际分歧的普遍原则之一。

　　7、绞索思想

　　这是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全球反对美国侵略的总体战略思想。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提出了“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和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即关于反美统一战线的思想。“绞索思想”的提出，实际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再一次提出了反美统战的思想。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这一思想要求所有受到美国侵略的各国人民，都从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上进行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拉紧绞索，美国的侵略政策就一定会失败。

　　8、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先后访问了亚非13国，并在马里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它们是：（1）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2）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3）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4）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5）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6）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7）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中国提出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是南南合作的先声，体现了中国与亚非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真诚愿望，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对促进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9、中国与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

　　1983年初，中国提出了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这意味着中国在继续对一些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外，开始更多的把加强经济关系的重点转到开展互利的经济技术合作上来。过去中国的援助主要是无偿赠与、贴息或低息贷款，在当时情况下对促进中国与受援国关系的改善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中国自身国力和受援国情况差异等原因的影响，这些援助不能够持续且实际效益并不明显。自四项原则提出后，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始展开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如承包工程、提供劳务、技术服务、独资或合资经营、合作管理以及提供零配件等。新原则的提出有利于提高中国对外援助的效益，同时也使中国同非洲的经济关系有更坚实的基础。

　　10、中间地带理论

　　“中间地带理论”是毛泽东对二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客观分析与表述，既包括了美苏对峙这个核心内容，又突出了中国重视美苏之间“中间地带”的存在，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矛盾分析法。1946年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针对这种错误思想，指出只要世界人民力量向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和有效的斗争，就可以克服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要制止世界大战的爆发就一定要在“中间地带”进行人民革命。

　　同年8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首次明确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即在美苏之间存在着由欧亚非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组成的广阔的中间地带，美国在压服这些国家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进入60年代，毛泽东更是感到，“中间地带国家各式各样，各不相同，但美国统统想把它们吞下去”。1963年至1964年，毛泽东明确了“中间地带有两部分”的观点，指出：“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看到了中国与“中间地带”广大国家所具有的共同点，看到了中国外交在“中间地带”大有作为。实际上，“中间地带理论”已经蕴含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萌芽。

　　11、谈判建交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方式，是独立自主精神在建交问题上的贯彻。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正是在以上原则的指导下，通过谈判方式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建交谈判的焦点是：对方对其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关系和对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国家财产持何态度，以及对其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有26个国家对新中国表示外交承认，中国政府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迅速建交；对亚洲民族独立国家视情况经过谈判积极建交；对其他国家则根据当时的国际情势和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主要通过谈判方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如对在东西方冷战中相对保持中立的北欧和中欧国家，中国一般是经过谈判，待对方澄清与国民党政府关系等问题后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承认新中国的北欧、中欧国家有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除挪威因在联合国中国席位问题上态度暧昧致使两国建交问题拖至朝鲜战争结束后才解决外，其他国家都在1950年内实现与中国建交。对于建国初期承认新中国的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因其在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同时没有真正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中国政府坚持在“打扫干净屋子”之前暂不解决与之建交问题。

　　新中国政府通过谈判，掌握了建交进程的主动权，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及尊严。可以说，谈判建交是中国外交艺术的集中体现。

　　12、东风压倒西风

　　“东风压倒西风”思想是毛泽东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展现了中国领导人顾全大局的集体意识。这一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相信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必将战胜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

　　苏共二十大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扩大，同时，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阵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面对中苏分歧、西方压力，中国更多的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出发，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苏联的为首地位。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留苏学生时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强调团结的社会主义阵营必将战胜帝国主义阵营，他指出，“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

　　中国领导人极力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希望一致对美。但是，由于中苏双方在现实利益、理论原则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中国领导人的单方面努力无法阻挡两国关系破裂的厄运。

　　13、以苏划线

　　这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指导下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方针。“以苏划线”的基本含义就是中国视第三世界国家对苏联的立场来决定中国对它们的政策。如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三派（人运、解阵、安盟）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本来都得到过中国的支持，但因后来“人运”靠向了苏联，中国与“人运”关系则疏远起来。“人运”宣布建立全国政权并击溃另外两派后，中国曾长期未予承认，直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后的1983年，中安两国才建立了外交关系。又如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在欧加登地区发生战争时，因为埃方使用了苏联指使的古巴雇佣军，中国实际上采取了同情索方的态度。再如伊朗的巴列维王朝1978年已到倒台的前夜，但由于巴列维强烈的反苏态度和霍梅尼革命的亲苏可能，中国对巴列维政权采取了友好态度。在伊朗革命前夜动荡不安的局势中，中国总理华国锋访问了这个国家，访问后不到半年，巴列维政权倒台。

　　中国的这种“以苏划线”使自己与若干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受到影响，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也因此而缩小。这些情况，从客观上促使中国政府对自己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从80年代开始，中国在积极改善与美苏关系的同时，也开始纠正“以苏划线”的作法，既不“以苏划线”，也不“以美划线”，而是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积极发展同他们的友好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的国际战略处境有了很大改善。

　　14、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力量对比的分析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可行性，同时强调绝对不应该按照贫富划分国家等级。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公开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清楚地表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回答了中国国际战略中的这样一些问题：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谁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谁是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可以团结的力量。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是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争霸。但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斗争中所处的战略态势是不一样的。中国领导人对此的判断是：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第一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也是可以分化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必需的，建立一条着重打击苏联的“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是可行的。把苏联放到了同美国一样霸权主义超级大国的地位，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最具胆略、最具特色的核心内容。这就向全世界人民明确了当时的斗争目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5、“一条线、一大片”战略

　　这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路线，实质在于结成广泛的“联美遏苏”国际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对付苏联霸权主义。1973年2月，毛泽东在同基辛格谈话时提出，“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1974年1月，毛泽东在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谈到了“一大片”的问题，即：“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国家要团结”，共同对付当时霸道声势最盛的苏联。

　　1976年9月毛泽东的去世并没有影响“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实施。在1978年2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华国锋指出，“全世界人民反对苏美两霸，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空前高涨，一个以第三世界为主力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正在广泛开展，这是国际形势大好的一个突出标志”。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新中国第三部宪法中，写入了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内容，而且在提到反霸的对象时，把苏联放到了美国的前面。1979年1月，邓小平副总理在访问美国期间答记者问时说，“你通过谈判或协定约束不了苏联霸权主义”，“需要的是，采取更现实的、更加切实可行的步骤，比如说，美国、中国、日本、西欧和世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苏联霸权主义”。

　　中国执行这一战略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有效地遏制了苏联对中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其次，直接导致中美两国从敌对走向和解，改变了中国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最后，推动中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使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国际舞台。

　　16、反霸原则

　　反霸原则是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重大贡献。1972年2月28日，反霸原则首次在中美《上海公报》中明确予以规定，即“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在这里，双方都声明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这对作为世界超级大国之一的美国是一种约束，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这个规定微妙但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中美双方都有义务反对苏联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活动。1978年12月16日，中美签署《建交公报》，将《上海公报》中的反霸权地区从“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展到“世界上任何地区”。

　　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本）《联合声明》以及1978年8月12日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同样写入反霸原则条款。这一作法具有双重含义：首先，两国宣布不寻求霸权，这对于曾经在亚洲奉行霸权主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日本是一种法律约束。其次，这对于任何企图在亚洲称霸的外部势力也能起到一种警示作用。就国际意义而言，由于条约是在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最鼎盛时期，在中国领导人提倡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背景下签订的，因此，这一条款对苏联霸权主义是一个打击。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他特别强调，“反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因为我们要和平友好，谋求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不反霸是不行的。”由此可见，中国外交是从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高度出发，来处理与发展双边关系的。

　　17、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观，是对当代世界局势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新中国诞生后，曾长期处于战争直接威胁的国际环境中。当时国际政治的基本特点是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对立，战争与革命曾是当时时代的鲜明主题。与这一时代主题和中国的国际环境相适应，中国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长期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即通过结盟、建立军事战略关系等手段来维护世界和平，并制约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了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搞好经济建设不仅需要有正确的国内政策，而且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经过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中国领导人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于1985年3月4日提出：“当今世界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或者叫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由此，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转变。在这个主题的指导下，中国的国内政策开始扭转过去实行的半军事经济体制的模式，使国内经济转到和平建设的轨道上来；中国对外交政策进行了以“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为特征的调整。1985年6月，中国宣布裁军100万，向世界人民表明中国奉行和平外交的决心。

　　18、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政策所经历的最重要的调整，是邓小平对中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重要发展，也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特征。在这次调整中，中国领导人强调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有了两层新的含义：一是不与美苏任何一方结盟，也不联合任何一方去反对另一方，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改善、发展同它们的关系，同时坚决反对它们的霸权主义和军备竞赛政策；二是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问题时，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不受一时一事所左右，而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来决定自己的政策。

　　在调整过程中，中国对怎样处理大国关系、怎样利用国际矛盾有了更成熟的思考。对美政策的调整是这次调整的关键环节，其核心是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改变与美国搞“共同制苏”战略关系的做法。通过调整，中国挫败了以里根上台为标志的亲台政治逆流，迫使美国政府放弃恢复美台官方关系的企图，在售台武器问题上作出“逐步减少、最终停止”的承诺，在对华技术转让方面放宽限制，并且多次地重申美国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对美政策调整的成功，使中国能够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调整对苏联的政策。对苏政策调整的核心是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但不重返“大家庭”。调整后短短几年，苏联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开始松动，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访华的戈尔巴乔夫，中苏关系终于实现了完全正常化。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使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处于非常主动的地位，有可能与不同类型的国家发展关系，为中国的和平建设、改革开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由此，中国外交打开了一个游刃有余、活跃主动的新局面，进入了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阶段。

　　19、中国政府关于华侨问题的原则立场

　　新中国十分关心华侨问题，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建国初期，新中国外交中遇到的华侨问题最早来自东南亚。1951年10月23日，周恩来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说：“我国散居海外的华侨约达一千余万。由于某些国家无理地歧视乃至迫害他们，他们的正当权益业已受到了重大损害。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深切注意和严重关怀。”1955年4月22日，在亚非会议期间，中国与印尼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是中国解决华侨问题进程中一个重大突破。

　　新中国在处理华侨问题时，是谨慎的，也是有原则的。这些原则立场包括：1、党和国家开展侨务工作的出发点是保护华侨在境外的正当权益。2、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华侨问题是牵连到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同时也是国家间的关系问题。华侨问题应通过外交途径，由中国政府和有关国家政府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才能获得较合理的解决。3、不承认“双重国籍”，坚持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华侨可自愿选择侨居国国籍，或保留中国国籍。保留中国国籍的人，就再不能具有侨居国国籍。4、中国政府始终勉励华侨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及风俗习惯，为侨居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等。

　　20、中国政府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

　　新中国成立之初，安全是首要问题，解决与邻国边界争议问题无法提上议事日程。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国际环境有较大改善，解决边界问题也就有了可能。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宣布：“中国同12个国家接壤，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确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们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我们如果一次谈不好，就再谈。”

　　中国政府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解决边界问题的目的，是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缓和，而不是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2、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是和平谈判、友好解决、不诉诸武力。3、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既照顾历史背景，又照顾已经形成的现实情况。4、最终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不以武力改变现状。从这些原则出发，中国在60年代前半期分别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家合理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以实事求是、理智的心态来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来解决边界争议，既维护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又得到相关国家政府、人民和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

　　21、中国政府关于人权问题的原则立场

　　中国政府关于人权问题的原则立场主要有四点：1、中国不反对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进行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对话，但反对别国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和施加压力。2、中国代表在各种国际场合阐明了对人权的看法和主张，即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和国家的独立权；维护国家独立是人民充分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前提；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是一项集体人权；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均衡的发展是充分享受各项人权的基础；政治、公民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并重，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并重。3、区别国际人权和内政问题的人权，提出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外国侵略和占领造成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问题，主要是国际性的人权问题；涉及一国国内如何保护和实施公民权利的问题主要是一国的内政问题。4、为全面推进国际社会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活动，中国提出四项原则建议：（1）国际社会应优先关注和致力于消除外国侵略、占领和地区冲突所造成的大规模粗暴侵犯人权现象；（2）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为实现人权的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从根本上防止发生武装冲突和由此带来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事件；（3）尊重和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4）尊重和确保每个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制定保护人权政策的权利，不应利用人权问题向别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

　　中国政府十分尊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人权政策，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按自己的价值观来划定人权标准。但中国也同美国等国就人权问题交流看法，进行对话。中国在这里既有抗争，也有求同存异。总之，在这场斗争中，中国捍卫了国家主权，维护了民族尊严，同时客观上也使整个社会的人权意识有所提高。

　　22、中国政府关于裁军问题的原则立场

　　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努力推动裁军和军备控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政策。中国政府在裁军问题上遵循的原则立场是：（1）“反对军备竞赛，促进实现裁军”，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不以任何方式发展、试验和部署外空武器，大量裁减常规军备。中国赞成按照“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采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限制国际武器贸易和推进区域性军备控制的适当措施。（2）两个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与常规武库的国家对军备控制和裁军负有特殊责任，应率先采取大幅度裁军的实际行动。它们不但应当削减武器的数量，还应停止武器质量的改进。它们应该撤回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它们间的一切裁军协议必须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不得损害第三国的利益。裁减下来的军队应予解散，不得转移到其他地区；裁减下来的武器装备应予全部销毁、拆除或转为民用；裁减下来的核弹头、核材料也应得到必要的处置，不得转用于其他武器系统或部署到其它地区。（3）裁军问题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和平与安全，不应当由少数大国包办垄断。各国都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讨论和解决裁军问题。中小国家的合法利益和正当要求应该得到尊重。（4）“武器转让必须有助于维护有关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助于它们保持必要、合理的防卫能力”，“应当有利于殖民地和被外国侵略占领下的人民的正义斗争”，应当“制止与贩毒和国际恐怖主义等不法行为相联系的国际武器转让”。（5）在争取裁军的同时还必须制止侵略，应当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公正合理地解决地区冲突。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在安全问题上享有平等的权利等。中国政府愿更积极地遵守和发展以上各项原则，自觉地参与国际裁军和军备控制的各项活动，努力推动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方向继续发展。

　　23、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邓小平提出的“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12字方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和平解决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等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问题开拓了新思路。

　　中国政府从发展中日关系出发，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同日方达成了将钓鱼岛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的谅解。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访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会谈中，强调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要以大局为重，“我们这一代人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表示，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同年6月，中方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了中方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间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

　　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交时，邓小平就提出了处理南沙群岛争议的合理主张：南沙群岛是历史上中国固有的领土，70年代以来发生了争议，从双方友好关系出发，我们趋向于把这个问题先搁置一下，以后再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不要因此发生军事冲突，而应采取共同开发的办法。除“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外，邓小平还阐述了“主权属我”的立场。他明确指出，“南沙群岛，历来的世界地图是划给中国的，属中国。”“我们有很多证据，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地图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综上所述，这12字方针的全部含义可以总结为：1、前提是主权属我；2、对领土争端，在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可以先不谈主权归属，而把争议搁置起来。搁置争议，并不是要放弃主权；3、对有些有争议的领土，进行共同开发；4、共同开发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为最终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条件。12字方针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集中体现，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化干戈为玉帛的善意愿望，同时对东亚地区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24、一国两制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提出的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构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79年1月，邓小平在美国参众两院所作的演讲中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其中包括“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1982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第一次把解决台湾问题的上述方针概括为“一国两制”，他指出，九条方针“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不只是台湾，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也是这九条。”

　　“一国两制”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但首先用于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思想不断发展，更加完善。“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包括：1、基础是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核心问题是祖国统一。3、“两制”指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由宪法规定在台湾、香港、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地方政府除在外交、国防、宣战、媾和方面服从中央政府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都受法律保护。4、“一国两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作为国家主要部分的大陆地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相互支援，共同发展。

　　“一国两制”思想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既洗雪了中华民族的屈辱，维护了香港、澳门的稳定与繁荣，为争取中国完全统一指明了方向。同时，中国运用“一国两制”思想分别与英国、葡萄牙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实践，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对世界和平事业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25、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这是中国政府针对西方“富人俱乐部”情况而提出的“新秩序”。其政治新秩序的核心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以及其它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经济新秩序的核心是主张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具体来说，新秩序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1、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2、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凭借军事优势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要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和各种强权行径。3、世界各国主权平等。所有国家不论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平等参与世界事务的权利。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没有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的特权。要充分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的重要职责。4、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每个国家都有权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各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不应成为发展正常国家间关系的障碍，更不应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理由。5、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各国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相互合作、平等互利、共同发展。要改革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之有利于维护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长期的任务，中国政府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创造一个持久和平和普遍繁荣的新世界而共同努力。

　　26、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这是邓小平“20个字方针”的核心内容。20世纪90年代，面对因1989年政治风波而导致的西方集体制裁，以及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为中国外交摆脱困境奠定了战略和策略基础。几年后，钱其琛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用高度凝练的20个字概括了邓小平在这一历史关头为中国制定的外交战略：“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20个字方针”的核心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其含义是在世界上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动乱、变色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应该越搞越好，但不必为此张扬，到21世纪中叶再见高低。在外交具体运作层面上，“韬光养晦”方针的含义可以概括为“四不”和“两超”：不扛旗、不当头、不对抗、不树敌，超越意识形态、超脱。具体来说，苏联原来是世界的社会主义旗帜，现在这面旗帜倒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取代苏联原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也就是不扛旗；中国是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不会去寻求当第三世界的头；中国在涉及自己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决不受任何国家的压力，但中国在进行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不寻求与西方国家对抗；中国对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变化保持自己的看法，不进行论战，不给自己树敌。在处理与别国关系时，中国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不以一时一事论得失，超越意识形态因素发展国家关系的做法。同时，在一些与我国利益直接关系不大的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相对超脱的态度。

　　正是因为采取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坚持“四不”、“两超”，中国才在十分困难的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迅速渡过了难关，重新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27、多极世界

　　多极世界是几大力量相互制约的国际关系格局，它最有利于世界和平，也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国际关系格局是指世界上各种基本力量的对比状况，以及由力量配置关系所形成的总体框架结构。毛泽东外交思想已经蕴涵多极世界的理论萌芽，认为反对两霸统治世界，其目的是争取建立一个更公正的世界秩序，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中，“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要商量商量。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到晚年，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世界上五个力量中心的出现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而且也清楚地估计到了中国在这样一个多极化格局中的地位。毛泽东对基辛格说，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美国并不把中国看得太重，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优先次序，第一是苏联，第二是欧洲，第三是日本，最后才是中国。

　　邓小平通过对战后历史发展走向的全面总结，深刻阐明了世界格局从两极向多极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在1990年3月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随后，中国领导人不断总结、发展了有关多极世界的观点，提出：致力于建立一个多极世界，符合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利于体现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与利益；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平衡发展。多极化并非针对特定国家，而是世界各种力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协调和对话，不搞对抗，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28、中国政府关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原则立场

　　“9•11事件”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的。它表明，不仅领土、资源、利益冲突引发的各种传统安全问题远未解决，而且以国际恐怖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趋严峻。中国政府关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原则立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中国一贯反对和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无论其发生在何时、何地、针对何人，都应坚决予以打击。2、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主导作用，一切行动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应证据确凿，目标明确，避免伤及无辜，不能任意扩大打击范围。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极端邪恶势力，不能把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或宗教相联系。3、打击恐怖主义需要标本兼治。既考虑解决当前的问题，也着眼长远的根治方法。解决发展问题，缩小南北差距是一个重要方面。在新的形势下，国际社会应以更大的紧迫感重视发展问题。4、打击恐怖主义是和平与暴力的较量，不是民族、宗教或文明的冲突。中国主张承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现实，尊重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发展模式。主张各种社会制度和文明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东突伊斯兰运动”是国际恐怖势力的一部分，在中国境内外制造了大量恐怖暴力事件，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中国赞赏安理会将“东突伊斯兰运动”列入其颁布的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名单。中国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反恐斗争。“9•11事件”前，中国就已参加了绝大多数的国际反恐公约。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共同制定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9•11事件”后，中国支持联合国及安理会通过一系列反恐决议，认真执行有关决议，并与有关国家进行反恐磋商和对话。中国政府在反恐问题上坚定、公正、合作与言行一致的立场已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二、重大外交事件

　　29、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帝国主义武装威胁英勇抗敌，并取得胜利的一个重大国际事件。1948年5月，在美国支持下，朝鲜南部成立大韩民国。朝鲜北部于1948年9月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由于双方都不放弃统一目标，“三八线”附近时有摩擦，最终导致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即派军队入侵朝鲜，并操纵联合国安理会，组织了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扩大侵朝战争。同时，美国还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派军用飞机侵犯中国领空，轰炸和扫射中朝边境地区。美国的行动构成了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

　　在中国安全受到威胁和应朝鲜人民请求，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率“中国人民自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经过5次战役，中朝军队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战争形成了僵持局面。美国政府看到“武力统一朝鲜”已经无望，只得提出停战谈判的建议。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美国不甘心于使其最终成为本国历史上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不断提出无理要求。双方边打边谈，一直到1953年7月27日才正式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怎样看待朝鲜战争的胜负？从朝鲜南北双方来看，战争是谁先发动的，谁实际上就遭到了失败；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来看，双方打了一个平手；而从中美军事较量来看，中方的胜利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把已经逼到自己陆地边界的敌对力量赶到了几百公里之外，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局势中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战略缓冲空间。通过朝鲜战争的较量，中国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也提高了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30、日内瓦会议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首次应邀参加的政府间多边国际外交会议。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谈判中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精神、所运用的统一战线策略、所坚持的革命不输出原则、所推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均构成了这次会议上中国外交的主要特色。

　　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企图恢复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展开民族独立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对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给予了大力援助，导致战局迅速改观，法国不得不考虑通过谈判争取一个“体面的和平”。1954年2月，美苏英法四国外长柏林会议达成协议，召开美苏英法中五大国及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参战各方参加的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和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问题。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由于美国的极力阻挠，会议没有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任何决议。会议后期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参加者有中、苏、英、法、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共和国（即原南越）、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美国企图扩大印度支那战争，极力破坏和解进程。中国代表团采取了争取法国等多数国家、反对美国破坏、把会议推向前进的做法，尤其在解决划分越南交战双方的集结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7 月21日，会议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宣言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结束了法国在该地区的殖民战争，确认了印支三国的民族权利，是印支三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里程碑。美国由于拒绝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处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反而更加突出了中国的和平外交风范。

　　31、抗美援越

　　抗美援越是继抗美援朝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又一次体现国际主义精神的对外援助行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公然渗透到越南南方，扶植西贡傀儡政权，阻挠越南全国统一，执行变越南南方为其殖民地和扩张侵略基地的战争政策。

　　面对美国的侵略，中国用自己的行动认真履行“坚强后盾、可靠后方”的国际主义义务。首先，在政治上无保留地支持越南抗美斗争。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深切同情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其次，中国在物资上尽一切可能满足越南的需要。最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突出表现在：中美关系改善时，中国政府不拿原则作交易。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表示：“争取远东国际局势的缓和，关键在于解决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问题，美国越早退出印度支那越好，如果战争打下去，我们将继续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打到底，我们只有支持和同情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或代替他们提出主张和代表他们谈判的权利。”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打掉了美国要中国对越南施加压力的幻想，从而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越南在谈判桌上同美国进行的斗争。

　　1973年1月2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代表、美国代表和南越傀儡政权代表正式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议》和4个议定书。1975年4月，越南南方解放，越南民族解放战争获得完全的胜利。中国自始至终支援越南人民进行抗美战争的立场和无私援助，不仅体现了中越两国“唇齿相依”的友好关系，更加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

　　32、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1957年11月19日，老挝组成由寮国战斗力量（即老挝左派力量爱国战线党）参加的民族联合政府。1958年7月，在美国的唆使下，老挝右派势力强迫国民议会推翻了联合政府，并向原寮国战斗部队发动武装进攻，从而挑起了老挝内战。随后，美国大批武装人员和军事装备公开进入老挝。

　　1961年1月1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写信给有关国家，建议召开一次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以寻求维护日内瓦协议和恢复老挝和平的途径。1961年5月16日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中立宣言》对美国及其支持的老挝右翼力量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宣言以国际条约的形式肯定了老挝中、左联合政府的合法地位。

　　会议能够取得成功，首先在于老挝王国政府的立场是正确的，得到了左派爱国战线党的支持，而且代表中、左的这两派能够在战场上不断打败右派。其次，应当归功于中国代表团的卓越斗争。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的原则非常明确，就是坚持“老挝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权利应该得到保证”，“美国和在它支持下对老挝进行干涉的其他国家的军事人员必须撤走”等。正是由于中国代表团高举“尊重老挝的独立与主权”的旗帜，坚持原则、策略灵活，才打掉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的包藏祸心的各个提案，从而最终确保会议能够成功。

　　33、万隆会议

　　万隆会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下自行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因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而得名。会议就有关亚非国家的利害关系和共同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内容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以及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等7部分，并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会议所反映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人民友谊的精神，通称为“万隆精神”。万隆会议是民族主义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独立行为主体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战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体现。此次会议促进了亚非各国的团结和合作，鼓舞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对亚非各国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对亚非会议持积极支持态度。中国代表团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坚持“求同存异”的策略方针，恰当地处理了会议期间出现的复杂情况，使会议圆满成功。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周恩来的娴熟外交技巧得到了与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普遍赞誉。万隆会议是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起点。中国的和平诚意被广大亚非国家所了解，中国外交从此开启了一个以亚非国家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为基点的新阶段。

　　34、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该事件是台湾国民党当局为破坏万隆会议的召开而策划的政治暗杀事件。由于万隆会议是第一次不邀请西方大国参加的国际会议，而在邀请中国问题上，发起国又做出了逆美国和台湾当局意志的决定，所以国民党当局对会议采取了敌视和破坏态度。台湾特务机关获悉周恩来将率团出席亚非会议后，立即制定了几套暗杀计划，其中包括炸毁周恩来专机和在万隆组织暗杀组等计划。在国民党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主持下，国民党驻香港特务用60万港币重金收买香港启德机场清洁工周驹，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专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上放置定时炸弹，造成了中国代表团成员3人、中国记者5人及波兰、越南、奥地利记者各1人，共11人遇难的震惊世界的政治暗杀事件。

　　周恩来因应缅甸总理吴努邀请，与代表团主要成员乘包租的另一架印航飞机于4月7日即离开北京，经重庆、昆明前往仰光，与吴努、尼赫鲁、纳赛尔、范文同等提前协商亚非会议的有关事宜，才幸免于难。“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昆明对代表团成员说，“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加了解和友谊而参加亚非会议的，即使发生了意外也是值得的”。中国代表团不顾仍然存在的危险前往万隆，为中国外交的拓展和亚非团结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5、中苏关系中的“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事件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中苏关系的恶化，恶化的最根本原因是苏联企图从政治上控制中国。向中国提出共建“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就是其图谋的集中表现。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由中国和苏联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信中特别提出，由苏联负担大部分建设费用。中方认为，这涉及到长波电台主权属谁的问题。中国政府提出：电台由中国建设，技术方面可以请苏联专家帮助，中国不能制造的装备器材向苏联订货，但主权是中国的。由于中国坚持自己的立场，苏联的这一设想未能实现。

　　同年7月21日，苏联大使尤金会见毛泽东时，以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它不可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舰队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此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毛泽东认为，如同合资建设长波电台一样，建立共同舰队也是一个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他对尤金说：“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这两个建议，暴露了苏联的大国主义态度，同时揭示了苏中两国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控制与反控制的客观现实。中国坚决抵制苏联控制中国的企图，显示了中国政府珍视独立自主精神、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

　　36、长崎“国旗事件”

　　1957年2月，岸信介成为日本政府新一届首相。他上台后，立即做出了一系列恶化中日关系的举动，导致中日民间友好关系中出现了一股逆流。长崎“国旗事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极为恶劣的事件。

　　1958年3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北京签订了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及有关备忘录。备忘录规定商务代表机构有权在其建筑物上悬挂本国国旗；双方将采取适当措施保障对方商务代表机构及其成员的安全等。可是，岸信介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就指出，“商务代表机构有权悬挂国旗”这一项不合适，日本政府难以同意。4月9日，岸信介在国会答辩时说，破坏中国国旗只是“器物破坏罪”。10日，东京警视厅官员明确表示，如果有狂热分子攻击共产党中国的国旗，他是不会遭到控诉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5月2日，在长崎日本商人举办的中国邮票和剪纸展览会上，两名日本暴徒冲进会场，扯下并撕毁了中国国旗。更为恶劣的是，这两名暴徒当晚就被日本政府释放了。此后几天，日本各地又连续发生了几起侮辱中国国旗的事件。

　　对于岸信介政府肆意损害中日关系的恶劣行径，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断绝同日本的一切进出口贸易，停止签发对日进出口许可证；废除1958年2月签订的中日钢铁长期贸易协定；停止延长中日民间渔业协定；召回正在访日的中国法律代表团和歌舞团等。正是由于岸信介的亲美反华政策，使蓬勃发展的中日民间交往突然受阻，使中日关系遭受严重挫折。

　　37、“教科书事件”

　　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关系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比较严重的有“教科书事件”，其实质是日本对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问题。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对审定的高中二、三年级历史教科书提出了修改意见，如“侵略”一词被认为太强烈，而改为“进出”或“进入”。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改写成“在占领南京时，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本军队也蒙受相当大的损失。由此使激怒了的日本军队在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多数的中国军民，受到国际的谴责”，这完全篡改了事件的性质。

　　1986年5月，日本文部省进一步把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的《新编日本史》确定为教科书，再次引起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强烈谴责。此书把日本侵华战争说成是日本被迫应战，把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的目的说成是要“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下解放亚洲，并在日本的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6月7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就此向日本驻华使馆提出交涉，指出这本书严重歪曲历史事实，要求日本政府消除由于此事态给中日关系造成的不利影响。

　　“教科书事件”反映了日本国内一部分人，包括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家总想回避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其目的是为这场侵略战争的性质翻案。这是因为在冷战背景下，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没有全面清算军国主义思想，也没有彻底清除军国主义势力的缘故。日本当局理应采取尊重历史事实的正确态度，否则必将伤害中国和亚洲其他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归根到底对日本自身也是十分不利的。

　　38、中印边界冲突

　　中印边界争端的实质，是印度政府力图继承英印殖民当局的衣钵，妄图把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某些侵略意图变为现实，是印度地区扩张主义的集中体现。长期以来，中印之间存在着一条长约2000公里的传统习惯边界线，两国边界有争议的地区共12.5万平方公里。具体来说，关于东段，印度坚持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将9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入印度境内；关于西段，印度将属于中国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和西藏的阿里部分地区约3.3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入印境；中印边界中段有争议的地区包括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等地区，面积共约2000平方公里。

　　1959年8月以后，印度接连挑起边界流血事件。中方为了表示和解的诚意，停止巡逻并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印度政府利用中方的单方面让步，积极推行“前进政策”，即在中国后撤时形成的非军事区里建立哨所。1962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大举侵入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奋起自卫，中印边界战争最终爆发。中国部队向印军发起反攻，很快收复了被印度占领的中国领土。尽管中国的自卫反击作战全部是在传统习惯线中方一侧进行的，但中国并没有根据军事胜利后的局面提出新的边界划分方案，而是严守“不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原则，把军队又撤回到了两国谈判开始前的边界实际控制线，并从这条实际控制线再后撤20公里，形成一个非军事区，为和平谈判、平等协商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这在世界边界谈判史上是一个罕见的以诚相待的例子。通过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国收复了自1959年11月7日以来被印度占领的领土，打出了一个相对平静的边界线。

　　39、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是中印东段边界争端的主要祸根。该线是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印政府外交大臣亨利•麦克马洪和西藏地方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而非法炮制出来的中印边界线，这条边界线将9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入了印度境内。

　　实际上，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只讨论过中国西藏与中国其他地方的界线以及所谓的内外藏问题，中印边界从未成为“西姆拉会议”的议题。即便如此，中国代表也根据政府指示拒绝在会议文件上签字，并声明中国政府一概不承认英国与西藏地方当局所签订的任何条约或文件。为了让西藏上层人物接受这条线，亨利•麦克马洪许诺了两个条件：1、英国将帮助西藏获得独立；2、英国将使驻在西康的汉军全部立即撤回汉地。后来英国未能实现这一承诺，西藏地方当局则明确表示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因此，历届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麦克马洪线”，英国也长期不敢把这条线划入地图，不敢把德里的秘密换文收入条约集。

　　印度独立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完全继承了英国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印度先是力图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行使主权，遭到抵制后，又利用新中国一成立就陷入朝鲜战争之机，开始大举向“麦克马洪线”全线推进。1954年中印谈判后，印度单方面修改了地图，把“麦克马洪线”画为定界。1959年8月25日，印军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入该线以北的中国西藏朗久地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发生了中印边界的第一次武装冲突。

　　40、印尼排华事件

　　1957年，在印尼出现有计划的反华、排华活动：在经济上，向华侨征收苛重的人头税，颁布限制、排斥华侨工商业的法令条例；在文化教育方面，禁止出版华文刊物，勒令关闭华侨学校或者改华侨学校为印尼国民学校；在社会生活方面，颁布监督华侨的居住和旅行条例。

　　从1959年5月开始，印尼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反华、排华活动。5月14日，印尼商业部作出吊销县级以下地区华侨零售商业执照的决定。11月18日，印尼政府颁布了总统第10号法令，规定在第一级和第二级自治区和州的首府以外的外侨小商贩和零售商从1960年1月1日起停业。与此同时，还专门颁布了关于接管外侨零售商资产的条例。此后，印尼各地不断发生针对华侨的停止营业、武力迫迁、逮捕拘禁，甚至发生流血事件。某些报刊还进行反华宣传。

　　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珍惜中印（尼）友谊，为维护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始终强调中印（尼）两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一切问题，并主动派出船只，接回被迫害的华侨。正是由于中方的努力，1960年1月20日两国终于在北京交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批准书。12月15日，中和印（尼）政府就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实施办法达成协议。印尼国内的反华、排华活动也逐渐缓和下来。

　　41、珍宝岛事件

　　轰动一时的珍宝岛事件充分暴露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标志。中苏之间有着73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在中苏友好时期，尽管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但这条边境线是和平安宁的。只是在赫鲁晓夫恶化中苏国家关系之后，中苏边界变得不平静了。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中苏边境局势进一步恶化直至发生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原是乌苏里江中国一侧江岸的一部分，后因江水冲刷成为岛屿，枯水期和中国江岸相连。按中俄界约，两国以乌苏里江为界，而按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凡通航界河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依此划分岛屿归属。因此珍宝岛属于中国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也一直对该岛进行管辖。

　　1969年3月2日，数百名全副武装的苏联军人从两个方向侵入珍宝岛，向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突然开火，当场打死打伤多人。中国边防人员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击毙对方31人，击伤14人。对于苏军的侵略行为，中国外交部和驻苏使馆于3月4日和14日先后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抗议。但苏联方面却在准备制造更大的冲突。3月15日，苏联远东边防军再次入侵，规模较前更大，出动了大批装甲车、坦克以及武装部队，侵入珍宝岛和该岛西侧的中国河道，向岛上的中国边防部队开枪开炮，当即遭到中国边防部队的自卫还击。苏军不断投入新的兵力，还用重武器向中国境内纵深开炮。中国边防军被迫进行有力还击，终于把入侵者赶出中国领土。

　　42、铁列克提事件

　　铁列克提事件是苏联继珍宝岛事件后挑起的又一起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恶性事件。1969年8月13日，苏联在中苏边界西段、中国新疆裕民县的铁列克提争议地区采取报复行为，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对中方一支23人且只携带轻武器的边防巡逻队发动突然袭击，造成中方边防队21人当场阵亡、2人受重伤。之后，双方都在争议地区周围集结了大量军队，苏联甚至威胁要袭击中国核设施。

　　种种迹象使中国感到了战争的逼近。1969年9月，中国发布国庆20周年口号，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同时，中国边境加强戒备，全国主要城市“深挖洞，广积粮”，“提高警惕、准备打仗”。

　　当中苏两国已经进入战争边缘的时刻，苏联领导人突然采取了缓和中苏关系的措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时苏联在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其次，1968年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已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仅半年后又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其国际形象和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已大受损害；再次，在援越抗美方面，苏联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中国。出于以上原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于9月11日，在北京首都机场与周恩来进行了会晤。这次会晤的意义是巨大的，双方就重新互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改善通车通航、重新开始边界谈判等问题达成了协议。尤其是，中苏首脑会晤使两国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然而，中苏间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随着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中苏间的矛盾反而显得更加突出。

　　43、“三砸一烧”事件

　　这是文革中极左思潮冲击中国外交的典型事例。“三砸一烧”，即砸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的驻华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四人帮的干扰下，中国外交以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这破坏了中国正常的外交工作，使中国的国际声誉遭受严重损害。此外，林彪反党集团还在1967年7月底的一段时间里夺了外交部的权，造成中国外交领域不少失误和失态。这就构成了1967年在北京发生“三砸一烧”事件的大背景。其中较为突出的如火烧英国代办处。1967年5月，香港一家工厂发生劳资纠纷，港英当局出动军警进行镇压。5月15日，中国提出抗议，要求“香港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必须立即停止”。5月26日，英国的航空母舰到达香港，并大搞军事演习。随着事件的升级，港英当局先后拘捕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文汇报》、《大公报》等新闻单位的10多名记者。同时，香港当局还查封了一些左派报纸。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就此事件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地抗议港英当局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必须在48小时内取消对三家报纸的停刊令；无罪释放爱国新闻工作者。同一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10万人的声讨大会。大会提出：香港当局迫害亲共人士的罪行不能宽恕；传播毛泽东思想决不能受到干扰。大会要求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答复。48小时后由于没有得到港英当局的答复，首都造反派便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

　　正是由于这些的左倾事件的影响，中国同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使中国的对外关系几乎处于中断状态，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

　　44、联合国关于中国席位问题的斗争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理应代表中国占有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由于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首先是从1950年的第6届联大到1960年的第15届联大，美国采用“暂不审议”有关国家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手法来排斥中国。后来从1961年第16届联大起，美国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变成了由谁代表中国交与各国讨论决定的所谓“重要问题”，而所谓“重要问题”则必须以联合国会员国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获得通过。1971年第26届联大，美国再次改变手法，决定在继续提出“重要问题”提案的同时，又提出“双重代表权”的提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但也不应当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即“两个中国”的提案。

　　面对美国的各种伎俩，中国政府坚持原则、阐明立场，严正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类的阴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事实证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使很多犹豫不绝的国家最终选择了支持中国的态度。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2758号决议。至此，联合国关于中国席位问题的斗争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

　　45、2758号决议

　　2758号决议是第26届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决议。这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大突破，是国际反华势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图谋的彻底破产。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并正式成为联大2758号决议。该决议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并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它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应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以“外交部长”周书楷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在会上处境极其孤立，眼见大势已去，只得宣布退出联合国。

　　2758号决议的通过，标志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在政治、法律、组织上得到公正和彻底的解决。这一决议的通过，使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遭到了严重失败。这项决议对台湾当局的打击是致命性的，继被逐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之后，数周之内，除个别专门机构外，台湾当局又被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和专门机构一一逐出。数月之内，有二十余国承认新中国并与台湾当局断交。更重要的是，从1971年起，2758号决议便成为联合国在中国席位问题上的法律根据，联合国的绝大多数成员国也正是遵循第2758号决议的精神，多次否决极少数成员国提出的所谓台湾“参与”联合国的提案。

　　46、1974年邓小平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在经济上仍然遭到帝国主义严重剥削。因此被压迫民族在实现政治独立以后，还有一个争取经济独立的严峻任务。在这种背景下，1974年4月联合国召开了第六届特别大会，讨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问题。

　　邓小平率团出席此次会议。他在发言中深刻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重申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大国敢以如此坦荡的态度表明自己反对霸权主义的决心。

　　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利，邓小平在发言中阐明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指出：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因而是“发展中国家解放与进步的最大障碍”。国际新秩序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发展中国家享有参与有关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一切决定的充分权利。他还主张：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应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等等。

　　正是由于中国代表团的不懈努力，发展中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在联合国决议中的体现大大加强了，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规定了一系列原则政策。其后，中国又同第三世界国家一道为实现这些原则付出了极大努力。

　　47、新中国外交历史的阶段性特点与建交高潮

　　新中国外交关系史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突出标志是在此过程中共有四次建交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50年代初期，中国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迅速建交，同时与部分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及北欧国家在谈判的基础上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时期，中国与24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第二次建交高潮的基本特点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有了突破、与大部分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此期间，中国与2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1970年开始，中国迎来了第三次建交高潮，共有71个国家与中国建交。第三次建交高潮出现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在反对美国敌视政策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美国开始采取缓和对华关系的现实主义政策，因此美国的盟国和受美国控制的国家在发展对华关系时不再担心美国的制裁。其次，在70年代国际形势紧张化、美苏争夺加剧、地区冲突增多的背景下，很多国家感到了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必要。第三，中国领导人开始纠正“文革”中极左思潮冲击外交的错误，并采取主动步骤来修补与一些国家的关系。这次建交高潮的基本特点是：1、中国与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2、中国与大洋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有了重大突破。3、中国基本上完成了与欧洲和非洲国家的建交过程。

　　苏东巨变后，中国政府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积极发展与新独立国家的关系。同时，中国又致力于改善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先后与以色列、韩国、印尼、新加坡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形成了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第四次建交高潮。

　　48、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

　　在抗美救国战争胜利后，越南与中国在领土边界、华侨、印度支那联邦等问题上发生了公开分歧。与此同时，越南与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在苏联的庇护下，越南武装入侵柬埔寨，威胁中国边界安全。中国为解决这些问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没有得到越方的积极回应。关于华侨和边界问题的谈判先后中断，被越南驱赶的华侨和越南边民继续大量涌入中国境内。与此同时，越南部队不断侵犯中国领土。

　　出于打击越南侵略者、保卫边疆和平与安全的需要，中国边防部队于1979年2月17日奋起自卫还击。中国的指导方针是：作战的性质是自卫反击，目的在于给越南以教训，因此军事行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自卫反击作战按预定目标进展顺利，至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反击作战的目标已经完成，从即日起中国将主动撤军回国，撤军任务至3月16日完成。在16天的反击作战中，中国军队攻克了高平、谅山、老街等越南边界重镇，重创了越南4个正规师和10个团，摧毁了越南在中越边境地区建立的针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设施。

　　中国边防部队自卫还击的正义行动，受到国际舆论的赞许，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打击了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打乱了苏联全球战略步骤，有利于维护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其次，迫使越南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态势，支援了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入侵的斗争。更直接的是保障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强了中国的国威。

　　49、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多次打掉西方反华提案

　　自1990年至2003年（1991年、1998年和2003年除外），美国等西方国家先后10次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提出所谓“中国人权状况”的反华提案，对中国横加指责，向中国施压，干涉中国内政。中国针对反华提案提出了“不采取行动”（即不予审议和表决）的程序动议，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主持正义国家的支持，使反华提案每次以失败而告终。这不仅是中国的胜利，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正义力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胜利。

　　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以“人权法官”自居，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指手划脚。所谓美国的“人权标准”实际上就是双重标准、政治标准。美国不认真检讨本国存在的严重的种族歧视等人权问题，却任意指责发展中国家侵犯人权，而且还依照国家关系亲疏和国内政治需要选择对哪些国家提出国别决议，这是典型的政治实用主义。美国搞反华提案的根本目的就是妄图通过反华提案破坏中国的稳定，强迫中国人民改变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阻挠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在保障人权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中国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中国关于人权的立场和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在同西方的人权斗争中，他们与中国风雨同舟、休戚与共。今后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高，随着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增强，任何反华提案都将在中国不断发展的人权状况面前不攻自破。

　　三、重要双边关系

　　中苏关系：

　　50、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及中苏友好互助条约

　　建国初期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一边倒”政策的具体化。签订中苏新约，确定两国关系新的政治基础，寻求苏联对新中国的经济援助，是1949年12月毛泽东苏联之行的主要目的。经过谈判，双方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定》。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一条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就明示了中苏之间的军事同盟性质。根据两国贷款协议，苏联将在5年内以年息仅1%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苏联将在不迟于1952年末的时间内，将中长路及附属财产无偿移交给中国政府；大连的行政将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苏联将在不迟于1952年末的时间内撤走其驻扎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军队，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和建设之费用。上述协定，圆满解决了新中国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的特权问题。

　　但是，1950年的中苏谈判确实存在不和谐因素。苏联在放弃在中国东北特权时，总是担心将来中国政策变化，东北或中苏边境的其他地方会被别国利用威胁苏联安全，因而要求中国采取措施不让外国势力进入中国的新疆和东北。在具体问题上，如双边贸易结算中人民币与卢布的比值、经济合作的条件等，苏联均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这些情况反映出苏联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平等关系的重要性，这留下了未来中苏关系破裂的隐患。

　　51、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及1957年莫斯科会议

　　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及参加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中国领导人从国际共运全局出发，极力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苏联为首的地位。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参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11月14日至16日，出席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6日至19日，出席了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和《和平宣言》上签字。

　　11月17日，毛泽东会见中国留苏学生时说：“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会议期间，毛泽东强调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他相信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必将战胜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

　　但是，莫斯科会议也反映了中苏的一些意见分歧。例如，苏联坚持要把“和平过渡”提法写进莫斯科会议宣言。而中国共产党认为，应该同时把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都写进会议宣言。但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最后中国共产党作了让步，同意莫斯科会议宣言只包含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观点，但同时向苏共提交了一份《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表明对此有不同看法。此外，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一些重要观点，如：对世界大战一反对、二不怕和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东风压倒西风”等。然而，赫鲁晓夫公开表示不赞同以上观点。这表明中苏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方面存在严重分歧。

　　52、中苏大辩论

　　中苏大辩论是国家利益冲突与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这场辩论的起点是1959年9月9日苏联塔斯社声明公开苏中重大分歧以及1960年4月中国发表驳斥苏联错误理论的三篇文章（《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终点是1965年3月苏联从组织上彻底分裂国际共运的莫斯科三月会议。

　　中苏大辩论的高峰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意攻击和诽谤。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对上述公开信的九篇评论（通称“九评”）。“九评”将矛头直指苏联，提出了苏联领导人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八评），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终将选择革命的路线，拒绝反革命的路线；终将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修正主义”（九评）。显然，“九评”的发表表明中国对中苏分歧的看法进入了新阶段：不能停留于理论的原则分歧之争，而是要从思想上到组织上与苏联划清界限。

　　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称中国为“叛徒”。同年6、7月间《真理报》刊登文章明确指出，中苏同盟条约并不保证战时苏联援助中国，这显然是说给美国听的。如果说，历来的分歧在本质上属于如何对待美帝国主义的原则问题。那么，由于苏联的言行，现在双方的分歧正在转变为苏中直接敌对的问题。

　　中苏大辩论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场悲剧，当西方国家正以空前的速度恢复战争创伤，谋求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的时候，中苏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在互相指责。论战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使两国在帝国主义敌视背景下的战略处境更加恶化。就大论战中双方的观点来说，中国“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因此，中国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为维护国家主权而与苏联进行的斗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53、1964年周恩来访问苏联

　　1964年周恩来访问苏联，是中国主动维护与改善同苏联关系的重要举措。1964年10月16日，苏联《真理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下台后，中方希望继任的勃列日涅夫政权能改变前任错误的总方针和路线，包括对华政策，以改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加强国际共运的团结。中国为此主动采取行动。1964年11月5日至1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但是，在这次访问和同苏联领导人的接触中，刚上台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声称：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也就是说，苏联将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在庆典晚会上，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公然对中国领导人说：“赫鲁晓夫已下台，毛泽东也应下台。”显然，苏联拒绝了中国的和解诚意。

　　54、莫斯科三月会议

　　莫斯科三月会议标志中苏两党关系完全破裂。苏联从1964年起在中国北部边境大举增兵，不断挑起边界冲突，至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显严重。中印边境冲突后，苏联公然同美英一起给予印度政治支持，甚至在新式武器的支援方面走在美英之前，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

　　此外，勃列日涅夫集团执政后不久，立即准备在组织上把赫鲁晓夫还没有来得及实行的同中国的分裂付诸实施。1965年3月1日至5日，苏联在莫斯科召开了邀请中国、波兰等26个兄弟党参加的“协商会议”。由于苏联拒绝在会前先同中国共产党就已知的原则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共同协商，求得接近，以便有效地促进国际共运的团结，因此中国、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日本等7个兄弟党拒绝出席。结果仅是苏联、波兰等19个党参加，实际上变成了一次片面的会议。如中国所预言，这次会议形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组织上的分裂。组织上的分裂实际上是政治上分裂的表现，会议期间，苏联军警还镇压了在莫斯科参加反美示威的中国留学生。由此，中苏两党关系陷入停顿状态。

　　55、中苏边界谈判

　　中苏边界是世界上最长的国界之一，全长共7300多公里。历史上，沙皇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共侵占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并未立即提出此问题，而且一段时间里中苏关系良好，边界是安宁的。但自从赫鲁晓夫恶化中苏关系后，两国边界争端不断。1960年苏方挑起第一次边界冲突。在中国倡议下，1964年2月至8月，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

　　关于边界问题，中国的立场是合情合理的。中方提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中方仍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愿意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不要求收回沙俄通过那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夺取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至于任何一方违反那些条约而侵占的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一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可是，苏联政府在谈判中采取极端霸道、无理的态度：一是不承认历史上中俄之间所订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二是不同意以这些条约为依据来解决问题；三是不承认中苏之间边界线上存在有争议的地区。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机场和周恩来总理会晤时，柯西金曾接受“争议地区”的概念，可事后不久，苏联领导又予以全面否认。苏联政府的乖张态度，反映了苏联对华政策的大国主义情绪。当时，这种立场不改变，边界问题就难以求得合理解决。

　　56、中苏两国总理“机场会晤”

　　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发生后，苏联制造的边界紧张局势有增无减。苏联方面甚至威胁打击中国的核设施。此时中苏两国实际上已经步入战争边缘。

　　正是在此背景下，1969年9月，苏联提出，柯西金到河内参加胡志明追悼会后回国途中，愿意到北京来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中方分析了形势，感到苏联急于同中国见面，说明他们在“是打是和”问题上还举棋未定，苏联的东欧盟国未必愿意跟着苏联进攻中国，苏联更担心中苏关系紧张被美国利用，即使是苏联出于策略目的前来会谈，我方亦可以利用这一时机赢得准备时间，争取人心。因此同意了柯西金来北京会谈。

　　9月11日，柯西金从越南回国途中，从苏联的杜尚别市折飞北京，在首都机场与周恩来进行了会晤。周恩来向柯西金表示：如果你们要进攻我们的核基地，那就是侵略，那就是战争，我们就要奋起抵抗，抵抗到底。柯西金表示，苏联不相信中国要同苏联打仗，苏联也不想同中国打仗。然后，两国总理讨论了边界问题，周恩来提出双方在解决边界问题前应达成协议：1、维持边界现状；2、避免武装冲突；3、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4、双方发生争议时，由边防部门互相联系解决。柯西金对此表示“完全同意”。然而一周以后，苏联便公开否认两国总理曾就争议地区脱离接触达成过协议。尽管如此，中苏两国首脑的机场会晤意义还是很大的，双方就重新互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改善通车通航、重新开始边界谈判等问题达成了协议。尤其是，中苏首脑会晤使两国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然而，中苏间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随着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中苏间的矛盾反而显得更加突出。

　　57、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讲话”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苏关系依旧紧张的大背景下，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传达了苏联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他一方面攻击中国政府，另一方面又谈到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他声称苏联愿意在任何时候继续就边界问题同中国谈判，准备就加强中苏边界地区“相互信任”的可能措施问题同中国进行讨论，主张搞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文件，并表示愿意与中国“商定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包括经济、科学、文化和政治关系。

　　中方立即注意到了这个讲话。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一方面批驳勃列日涅夫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另一方面指出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中国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为了消除苏联对中国安全日益增加的威胁，使中苏关系能切实得到改善，中国再次提出了双方举行磋商的倡议。8月，中方向苏方表示：中国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现在是应该也有可能在这一方面认真开始做一些实际事情的时候了；双方有必要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害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性问题做起，例如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经协商，双方确定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两国副外长级特使的磋商，讨论和解决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中国政府积极调整政策回应了苏联改善关系的愿望。这标志着中苏关系开始解冻。

　　58、中苏关系改善的“三大障碍”

　　“三大障碍”的实质是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问题。中国政府始终认为消除“三大障碍”——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扎重兵以及武装侵略阿富汗——是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关键，其中，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主要障碍。

　　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调整对外战略，决定放弃在70年代奉行的“一条线”政策。中苏关系改善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苏特使第一轮磋商于1982年10月5日在北京举行，到1986年这种磋商共进行了9轮。然而，苏联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使磋商一度陷入僵局。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在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障碍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苏联表示：将在年底从阿富汗撤回6个团；正在讨论从蒙古撤出相当一部分军队问题等。1987年2月，中苏边界谈判正式恢复。4月，苏联开始从蒙古撤军。8月，第二轮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都主张以目前中苏边界条约为基础，按照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非通航河流以河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划界的原则，合理地解决。1988年4月日内瓦会议期间，苏联同意撤走驻阿富汗的全部苏联军队。在12月钱其琛访问苏联之际，苏方表示，从各方面情况看，柬埔寨问题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1989年1月6日，越南外交部宣布，为在柬埔寨问题上达成政治解决的协议，越南准备至迟在1989年9月从柬埔寨撤退完毕。这样，中苏关系改善的“三大障碍”基本消除。以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为标志，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60、戈尔巴乔夫访华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两国终于结束了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这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标志。

　　5月15日，杨尚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对他作为中苏中断高级往来30年后第一位来华访问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表示热烈的欢迎。第二天，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高级会晤。邓小平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强调无论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戈尔巴乔夫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认为，“苏中高级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国关系将建立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普遍原则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之上。我们的出发点是，苏中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利益，它同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有机地结合为一体。”

　　这次高级会晤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正式确认了中苏国家关系准则。这样就形成了既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更不同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那种对抗状态，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其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完全新型的国家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61、中国对“苏东剧变”所采取的政策

　　1989年—1990年东欧剧变后，苏联随即开始动荡。以1991年“8•19事件”为标志，苏联国内政局急转直下，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联盟迅速解体。“苏东剧变”曾使西方国家极度兴奋，它们估计着：“中国还能支撑多久？”另一方面，国际、国内也有人出于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忧虑，希望中国在世界上重新打起社会主义的大旗，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客观地分析了“苏东剧变”对中国的利弊影响，总结了建国四十多年来对外关系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政策。

　　其核心思想是，面对苏东剧变，恪守和平共处原则。邓小平早在1989年9月就曾经指出，“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1991年12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称：鉴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已宣布成为独立国家，中国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此后，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要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好，严守不干涉内政原则，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有关各国新政府发展友好关系。在此政策指引下，中国政府不但继续保持同东欧各国原有的外交关系，而且于1991年9月至1992年6月先后同苏联解体后出现的15个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可以说，中国不去干预苏联、东欧事态，坚持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韬光养晦”思想的反映和具体运用。

　　62、中国与独联体四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中国政府积极倡导的《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的签署，是国家间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边界问题的典型范例，是中国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举措，同时反映了中国政府积极倡导的新型安全观。

　　1996年4月，中国与独联体四国，即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这一条约为五国边境裁军协定的签署奠定了基础。1997年4月，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协定规定：将中国与四国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其只具有防御性，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裁减和限制部署在边界线两侧各100公里区域内的陆军、空军、防空军、航空兵的人员和主要种类的武器装备，并为其及边防部队的人员和武器装备规定最高限额；在上述区域内不部署海军江河作战舰艇；确定裁减方式和期限；交换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有关资料；对执行协定情况进行监督核查等。

　　该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五国间边界冲突、对峙历史的结束，不仅对加强五国之间长期睦邻友好关系、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全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亚洲大陆创立了新型的边境安全模式，即不仅要划定边界线，而且要在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建立信任措施和增加军事透明度。”这种新型边境安全模式的建立，对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63、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1992年12月，叶利钦首次访华，双方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关系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1994年9月，江泽民访俄，双方签署了第二个《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立“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4月25日，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签署了第三个《中俄联合声明》，双方正式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不同于50年代中苏之间的结盟关系，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大国对抗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有利于国际格局的平衡发展。这种关系既有明确的目的，又有具体而充实的内容。正如1997年11月10日江泽民在与叶利钦进行中俄元首第五次会晤时所说，“中俄关系已经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我们已经建立起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这就是通过各项联合声明及其他文件，双方承认在相互关系中严格遵守相互尊重、平等信任、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已经有了有效的机制保证，这就是两国元首、总理、外长建立了定期会晤制度。”至此，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

　　中美关系：

　　64、中美大使级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意义在于，在中美没有外交关系的特殊情况下，为两国提供了一条交换意见、沟通联系的渠道。从1955年8月1日至1970年2月2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进行了136次。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7月13日，美国在英国、印度斡旋下，建议中美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1955年8 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会谈有两项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所争执的其他问题。9月I0日，双方就第一项议程达成协议：中美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双方平民享有返回祖国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并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中美两国分别委托印度和英国政府协助中美平民返回本国。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15年里唯一达成的协议。随后，由于美方将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与中国政府通过和平方式还是使用武力来统一台湾的内政问题混为一谈，使会谈陷入僵局。

　　为推动会谈继续进行，中方从1956年9月到1957年12月先后提出关于促进中美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关于中美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前来进行新闻采访、关于彼此给予司法协助等协议声明草案，但均被美方拒绝。1957年12月12日，在第73次会议上，美方又以其大使调任为由，委派非大使身份的代表参加会谈，企图降低会谈的级别，致使会谈中断9月之久。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断断续续。中国政府在会谈中始终坚持两项原则：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拆除它在台湾的一切军事设施；美国政府同意中美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但是由于美方坚持其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没能取得任何进展。

　　65、“8•23炮击”

　　1958年“8•23炮击”是中国政府打击台湾分裂势力，抗击美国军事威胁和挑衅的正义行为。1958年7月，美国在武装入侵黎巴嫩的同时，宣布其在远东地区的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台湾当局乘机扩大事态，加强了对大陆的骚扰。为了惩治台湾当局对大陆的骚扰和破坏，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也为了配合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于1958年8月23日向金门、马祖进行了炮轰。

　　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威胁要把美蒋共同防御的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中国沿海岛屿，并加强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集结。9月4日，中国政府警告美国，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及其上空。随后，开始炮击受美国军舰护卫的台湾舰船。

　　在中国人民的坚强抵抗下，美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迫使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从而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面对美国的策略变化，中国政府分析：美国想执行一项从金门、马祖脱身的政策，其目的是想以蒋军撤离沿海岛屿来“换取冻结台湾海峡的局势”，换取“两个中国”的“事实上的存在”。

　　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原定收复金门、马祖的计划，确定“最好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沿海岛屿上”，待时机成熟将台、澎、金、马一起解决。10月25日，彭德怀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没有美国人护航的条件下，逢双日对金门诸岛不打炮，目的是为了让蒋军得到补给，以利于国民党驻守。这样就打破了美国企图在台湾海峡“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今天，位于中国大陆内海而又被台湾当局控制的金门、马祖列岛，如同一条联系着台湾海峡两岸的纽带，同时见证了祖国大陆与台湾岛不可分割的渊源。

　　66、巴基斯坦渠道

　　巴基斯坦是基辛格首次访华，改善中美关系的秘密渠道。由于中美之间20多年处于隔绝状态，并顾虑国内、国际反华力量的干扰和破坏，基辛格首次访华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1971年6月30日，尼克松在一项例行公告中宣布，他的助理享利•基辛格将于次日离开华盛顿去远东和南亚作10天了解情况的旅行。基辛格踏上旅程后经过西贡、泰国、印度，于7月8日到达巴基斯坦的拉尔瓦品第。这时，一位美国官员宣布基辛格因胃部不适，将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休养几日。事实是，7月9日，在巴基斯坦政府的严密保卫下，基辛格和几位助手乘飞机飞往北京。

　　基辛格到北京后，周恩来同他举行会谈。周恩来坦率指出：中美双方对一系列国际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寻求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并强调：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因而不容外人干预；美国还必须确定撤走驻台美军的期限，并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则表示：一、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美国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也不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二、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孤立中国，在联合国内将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的问题，留到尼克松总统第二届任期去解决；三、美国准备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后一个规定的短时期内撤走其驻台美军的三分之二，还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进一步减少其余的驻台美军；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认为历史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基辛格表述的立场虽然有严重的缺陷，离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比起多年来美国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僵硬态度毕竟有相当的突破。在此基础上，中美就尼克松访华达成了协议。双方决定于7月16日北京时间上午10时30分同时公布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公报。

　　67、基辛格、尼克松访华

　　基辛格、尼克松访华的目的是就《上海公报》的措辞进行具体磋商。基辛格于1971年10月来华进行预备性访问，他带来的公报草案，用尼克松的话来说，“采用了标准的外交公式，使用了含糊折衷的语言来暂时掩盖争论最激烈和最难解决的问题”。

　　然而，这样一种方式对中国却是不利的。如果联合公报采用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外交语言来掩盖双方的矛盾，势必造成一种假象，即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软化了自己的立场，在越南问题上与美国达成了默契。此外，不达成一个能充分反映中国对外政策基本立场的联合公报，必然会被林彪、四人帮等极左势力攻击为“对美帝国主义的妥协”，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因此，符合当时形势的应当是既能反映导致双方接近的共同点，又能以冷静的语言保留各自的基本立场。基辛格接受了以上方案。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并与周恩来进行了实质性会谈。尼克松首先分析了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意在说明美国不能从太平洋撤退，美国应该维持在欧洲和日本的军事存在。在台湾问题上，尼克松表述了与基辛格大同小异的五点立场：1、中国是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美国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2、过去、今后美国都不支持“台湾独立”；3、劝阻日本进入台湾；4、支持任何能达成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不支持台湾用任何军事方法回到大陆来的企图；5、驻台美军随着印支问题的解决将有三分之二撤出，其余部分将随着中美关系解决而逐步减少。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周恩来指出，越南问题的唯一出路是美国撤军，撤得越晚美国困难越多，而且只要战争打下去，中国就不能不支持越南。在进行了认真和坦率的讨论后，中美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即著名的《上海公报》。

　　68、《上海公报》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是中美政府签订的关于两国关系的第一个公报，该公报最具实质性的意义在于，确定了“一个中国”原则，即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具体来说，公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双方各自对待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公报这部分内容十分有特色，双方各自阐述了尖锐对立的立场，然后再写共同点，在国际外交文件上开创了一个新的风格。在越南问题上，中国声明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七点建议，美国则声明支持南越在巴黎提出的八点建议；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声明将保持同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中国则声明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的统一建议，要求取消联合国对朝鲜的干涉等。

　　2、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双方的共同点。公报陈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双方声明将在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在两国的共同点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反霸原则的规定：“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反霸条款对作为世界超级大国之一的美国是一种约束，同时规定了中美双方都有义务反对苏联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活动。

　　3、关于台湾问题的内容。中方声明：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中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等等。美方则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尼克松访华及《上海公报》的签订，标志着美国经营多年的反华体系无可挽回地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第三次建交高潮，这是中国外交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69、中美建交的三项原则

　　中美建交的三项原则是：美国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撤走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同台湾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

　　中美《上海公报》签署后，双方关系向正常化的方向迅速发展。然而，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也由此推迟。1974年11月25日，基辛格第七次访问中国，邓小平在会见基辛格时，明确指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必须做到“断交、废约、撤军”，中美才能建交。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以如此简洁明了的方式表述中美建交三原则。

　　1977年8月22日，美国务卿万斯访问中国，“探索”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要中国保证不以武力解放台湾；二美国提出在台湾设立联络处和在北京派正式外交使团，实际上是想搞一个“倒联络处方案”。这个方案的要害是美台之间公开保持官方交往的联系，中国政府对此断然拒绝。

　　1978年，卡特为了增强同苏联争霸的战略地位，并应付盟国和国内要求推进中美关系的压力，决定派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在访华过程中，布热津斯基表示，“美国已拿定了主意”，决心“克服阻碍两国关系按上海公报完全正常化的剩余障碍”。9月19日，卡特在华盛顿接见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表示美国“愿意履行”中方的建交三原则。12月中旬，邓小平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双方根据上海公报精神和原则达成了正式建交协议。双方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70、《建交公报》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建交公报》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原则。把《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联系起来看，美国就完整地接受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只是“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美国政府在公报中声明，美国将于1979年1月1日通知台湾，终止“外交”关系，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规定予以废除，并将于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军事人员。这样，美国政府完全接受了中方坚持的“断交、废约、撤军”的建交原则。

　　双方在谈判中没有达成协议的问题有两个，即美国声明对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予以关心的问题和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美国声明：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中国政府强调：“至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关于第二个问题，美国方面只同意在中美建交的第一年停止签订新的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合同，而且这一保证还不包括零配件的补充和已经签订的合同的执行。在《建交公报》发布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中方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美方在谈判中曾提到在正常化后美方将继续有限度地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对此，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这就是说，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实现之时，双方暂时搁置售台武器问题上的分歧，但中国保留了今后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与美国进行斗争的权利。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71、《八•一七公报》

　　中美《八•一七公报》确立了“美国售台武器将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的原则。中美建交时双方搁置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又明文规定美国政府同意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些都意味着中美关系将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经受严重考验。

　　1981年3月，美国务卿黑格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中关系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美国将在遵守《建交公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中国关系，但同时声称《建交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并不矛盾。按这种构想，6月，里根派黑格访华，向中国政府表示美国把中国作为“友好的非盟国”，将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并邀请刘华清总参谋长访美。但与此同时，里根亲自指导制定了美台官员接触条例，批准美国向台湾出售价值1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与武器零部件、新型战斗机等。

　　对于美国企图以向中国出售武器来换取中国同意美国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的作法，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并作好了让中美关系降格的准备。里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亲自接管了中美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双方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七公报》。美国在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中承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公报的发表，使中美关系渡过了刚一建交就降格的危机，并且为中国今后与美国在此问题上进行斗争提供了法律武器。

　　72、邓小平访问美国

　　中美建交后，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良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应美国政府的邀请，邓小平于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正式访问美国。他是第一位正式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美方对邓小平一行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中美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合作协定，事实上宣告了中美结束了近30年的相互敌视与对抗，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访美期间，邓小平在会见各界人士时一再表示希望中美两国人民千秋万代地友好下去，并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经济这两大方面进行合作。他还反复强调说，中美关系的不断发展，一定会对太平洋地区及至世界局势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在美国各界人士中引起了良好反应。

　　邓小平与卡特举行会谈，双方在新闻公报中强调：“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指出“双方认为，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不应妨碍彼此加强友好关系和合作”。在访问中，邓小平在若干个公开场合，特别强调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不能仅靠谈判和协定，需要“更加现实的、更加切实可行的步骤”来约束苏联霸权主义的思想。从中美建交公报的发表到邓小平访美这一有机联系的过程，我们看到了中美建交在中国国际战略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73、湖广铁路债券案

　　湖广铁路债券案是80年代初期，里根政府恶化中美关系的重要例证。1982年9月，美国阿拉巴马州联邦地区法院作出判决，指令中国政府赔偿“湖广铁路债券案”原告的债券本息，承担诉讼费4300万美元，并称如果中国政府对判决置之不理，美国法院将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财产，强制执行判决。

　　湖广铁路债券是清政府于1911年5月与西方四国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这笔为期40年、数额600万金英镑的借款自1936年起即无人支取利息，1951年本金到期时也无人要求偿还。1979年中美建交后，几个美国人以持有债券为由，向美国阿拉巴马州联邦地区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诉讼，要求中国政府偿还本息2.2亿美元。美国阿拉巴马州联邦地区法院居然受理，并于1979年11月13日悍然向中国外交部长发来传票，要中国政府在20天内应诉。美国法院这种做法公然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主权豁免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任何国家的法院无权传唤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出庭，况且湖广铁路借款本身是一笔“恶债”，新中国政府也没有义务偿还。鉴此，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退回了美国法院的传票。美国阿拉巴马州联邦地区法院竟然作出了“缺席判决”。对此，中国外交部向美国务院提交备忘录，严正指出，如果美国法院无视国际法，强制执行上述判决，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财产，中国政府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对法院施加影响，以该案涉及美国重要国际关系为由，要求法院撤销缺席判决。由此引起的中美关系危机得以缓解。

　　74、银河号事件

　　银河号事件是克林顿政府初期，有意恶化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事件。克林顿上台后，对中国采取了十分强硬的政策，企图“以压促变”。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关系风波迭起。1993年7月至8月间，克林顿政府根据其错误的情报，诬指中国开往海湾地区的“银河号”货轮运载了出口到中东某国的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并派出飞机和军舰对“银河号”进行跟踪骚扰，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银河号”。中国政府经过认真核查证明该轮未运载任何可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但美国政府坚持其无理立场，致使“银河号”无法停靠预定口岸。为了澄清事实，打击美方的嚣张气焰，中国政府同意在第三国对“银河号”所运货物开箱查验，查验结果证实了“银河号”根本没有运载任何美国所指称的化学武器原料。“银河号”事件使美国在道义上非常尴尬，其霸权主义行径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嘲笑。

　　75、中国围绕李登辉访美进行的外交斗争

　　1995年5月22日，美国政府宣布允许李登辉以“私人”名义于当年6月访美。中国政府对美方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进行了严正交涉和坚决斗争，立即停止原定高层官员的访问和接触，并以述职名义召回李道豫大使，中美关系陷入低谷。中国政府的严正态度引起美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主动派出官员同中国接触，重申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此次事件表明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轻率。5月3日，美国务院发表声明，美国政府不同意李登辉访美。5月12日，国务院发言人称：“我们认为（李的）访问既不合适，也不可能。”然而，5月22日，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同意李登辉访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斗争，最终促使美国政府表示“更加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重视并尊重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同时，这也表明美国政府始终欲借助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这包含两点：一是既然美国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就不应去干预台湾同祖国大陆统一的这个内政问题；二是美国希望看到台湾问题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但当中国政府执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时，美国政府却在不断干扰和破坏这一和平进程，使台湾当局的“台独”企图受到鼓励。

　　中国围绕李登辉访美所进行的外交斗争以及所取得的胜利，向世人宣告：中国政府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任何国家妄图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其结果只有失败。

　　76、江泽民访美与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对美国进行了正式国事访问。这是时隔12年后中国国家元首对美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两国元首在正式会谈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强调，两国建立健康稳定的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实现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双方应该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中美双方决定：中美两国通过增进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关系是中国“面向21世纪的新型伙伴关系”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在于，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冷战时期的战略关系是根本不同的，它“不是结盟，不针对第三国，也不是排他性的，而是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

　　这次访问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两国领导人对两国关系的前景和应实现的目标，即努力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这是最重要的成果；第二，两国制定了如何保持和加强中美高层接触以及各领域、各层次交往的机制和框架；第三，江泽民在访问期间发表了许多演讲，与美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宗教界人士、学生和文化、科技、教育、新闻、工商业、金融界以及旅美侨胞等各方面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总之，江泽民访美取得了圆满成功，达到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目的，在中美关系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77、炸馆事件

　　北京时间1999年5月8日清晨5时45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五枚炸弹从不同角度击中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三名中国记者死亡，20多名使馆工作人员受伤，使馆馆舍严重毁坏。美国的上述野蛮行径引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世界舆论也为之哗然。5月10日，唐家璇外长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四点严正要求：公开、正式地向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受害者家属道歉；对轰炸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迅速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严惩肇事者。同时，中国政府决定：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推迟中美防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的磋商；中止两国在人权领域的对话。

　　在中国政府的严正要求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美国总统表示，这是一起并非故意制造的不幸事件。6月16日，美国政府派副国务卿皮克林到中国解释说，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是“悲剧性误炸”，其原因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在定位方面的失误，美国数据库存在缺陷；有关部门在审查过程中又没有能够纠正这两项失误。经过艰苦的谈判，7月25日，中美两国政府就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造成的中方伤亡人员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向中方支付450万美元的赔偿金。1999年12月，中美就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将向中国政府支付2800万美元的赔偿金。2000年4月，美国又向中方通报了对该事件责任的调查结果，称美方已经对中央情报局8名人员进行惩处，其中一人已被解雇。

　　然而，美国把这一野蛮袭击事件说成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其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千疮百孔，根本不能让人信服。同时，美国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的野蛮干涉和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袭击，给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敲响了警钟——这种霸权主义行径如果得不到制止，国际和平与发展将受到极大威胁。

　　78、撞机事件

　　2001年的“撞机事件”再度为复杂的中美关系蒙上阴云。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国一架EP－3型军用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海域上空对中国进行侦察时，撞毁对其进行跟踪监视的中方歼八飞机一架，致使飞行员王伟罹难。美机肇事后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在海南岛陵水军用机场。美国撞毁中国军机事件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具有严重性质：一是美国军用飞机贴近中国领海进行军事侦察，是明显的对华不友好的举动；二是美国军机在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进行军事侦察，违背了国际法；三是美国军用飞机擅自降落在中国机场上，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均系侵犯中国主权。

　　当晚，周文重就此紧急召见美驻华大使普理赫，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4月4日，唐家璇召见普理赫，就美国军用侦察机在中国沿海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再次提出严正交涉。4月11日，唐家璇接受美国政府全权代表普理赫代表美政府递交的关于美军用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的致歉信。在信中，美国政府对中方飞行员的失踪和飞机坠毁，向中国人民和飞行员的家属深表歉意；美方还就其飞机未经许可而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在中方机场，向中方深表歉意。鉴于上述情况，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国政府决定允许美方机组人员在履行必要手续后离境。关于肇事飞机，则要求美国自行拆卸、运回本国。中国政府在处理“撞机事件”的整个过程中，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既捍卫了国家主权，打击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又充分显示了中国外交的智慧与力量。

　　中日关系：

　　79、五十年代中日“民间外交”

　　20世纪50年代，在中日（本）官方关系无法展开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了加强民间外交，以民促官、官民并举、水到渠成的政策。在实践中，中国政府采取了主动建立民间贸易关系、协助在华日侨回国、宽大处理尚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等措施，使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规模。

　　1952年4月29日，日本国际经济恳谈会代表应邀访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应邀访华的第一批日本客人。6月1日，双方签订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1953年3月，中日双方在北京发表公报，确定由日方派船接运日侨回国，中国在协助日侨到达港口，兑换外汇等方面提供方便。10月，中日双方签订了第二个民间贸易协定。1954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应邀访问日本，意味着中日民间往来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1955年5月4日，中日签订了第三个民间贸易协议。11月，双方又签订了第一个民间文化交流协定，使民间往来扩展到文化艺术领域。在中日民间交往呈现良好势头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宽大处理在押的日本战犯并遣送获释战犯回国。这一举措充分显示中国人民对中日友好的友善意向。

　　然而，1957年2月，新当选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公然以反华姿态出现，访问台湾，鼓励蒋介石“收复大陆”，第四个贸易协定也因长崎“国旗事件”而遭到破坏。中日民间贸易的中断在日本国内引起较大震动，一些有影响的人士纷纷寻求打开中日关系僵局的办法。1959年7月7日，中国政府提出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即：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不要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在中国正确政策影响下，尽管日本政府总想加以阻遏，但中日民间友好的积极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80、中日“备忘录贸易”

　　中日（本）“备忘录贸易”是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日关系由民间转入了“半官半民”阶段。

　　1960年6月，岸信介内阁下台，新上任的池田勇人政府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有持较现实的态度。他表示，“对中国的政策，我认为日本没有必要采取与美国完全雷同的态度”，“可以与中国大力开展经济文化交流”。为了促使这一趋势的发展，中国在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即：中日应签订政府协定以保证两国民间贸易活动的顺利进行；在签订政府间协定的条件尚未成熟之前，双方可以签订一些民间合同，如果这些合同执行的情况较好，则可以签订较长期的合同；对一些对中国原料依赖程度高的中小型企业，中方还可以采取特殊照顾的政策。贸易三原则受到了日本经济界的普遍欢迎，日本企业纷纷寻求与中国发展业务。

　　1962年11月，日本前通商产业大臣高崎达之助来华，与廖承志签订了中日贸易备忘录，规定了从1963年到1967年，5年间每年贸易额各3600万英镑，这就是中日关系史上著名的“备忘录贸易”。这一备忘录形式上虽是民间贸易协定，但由于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的背后分别是中国外贸部和日本通产省，所以“备忘录贸易”已经接近贸易三原则的第一项。1964年4月，双方达成了分别在东京和北京设立贸易办事处的协议。由此，中日关系由民间转入了“半官半民”阶段，“备忘录贸易”也成为中日建交前两国贸易的主要形式。

　　81、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

　　中日邦交正常化原则共三条：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日台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一贯采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70年代开始，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标志着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意味着美国政府跨出了改善对华关系的第一步。美国的“越顶外交”对日本产生了严重“冲击”，日本舆论界把尼克松、基辛格的行动称为对日本的“出卖”。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因此产生了分歧，不少政治家感到“不能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再次落后于美国”。

　　在这种背景下，佐藤政府开始谋求中日关系正常化。1971年10月，日本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应中日友协邀请访华，带来了一封内阁官房长官保利茂给周恩来的信函。函称日本承认“中国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佐藤想通过这封“保利书简”来缓和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对他的抨击。但中国政府对在佐藤任内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已不抱任何幻想，也不打算与佐藤政府进行中日建交谈判。在此前后，中国政府提出了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

　　1972年6月17日，佐藤正式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佐藤的下台，标志着日本自民党内部追随美国、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势力的失势，为中日两国基于邦交正常化三原则实现建交创造了良机。

　　82、田中访华与中日建交

　　1972年田中首相访华和中日建交声明的发表，是中日民间外交积极推动的结果，是两国间友好潮流发展的大势所趋。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成立。他就任后第一次会见新闻记者时就公开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业已成熟，我要认真地处理这一历史性课题。”

　　1972年9月25日至30日，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并与周恩来进行建交谈判。谈判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中日战争状态结束问题、日本侵华战争责任问题、战争赔款问题、“复交三原则”的表述问题、反霸条款问题等。在双方就这些问题达成妥协后，9月29日，正式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声明》由前言和九个条款组成，主要内容有五方面：1、宣布两国关系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和外交关系的建立；2、宣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宣布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3、中国政府阐述了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日本政府对这一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4、中国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5、宣布双方将进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以及进行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的谈判。

　　日本政府在公报中表示“充分理解与尊重”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实质上是向中方承担了不执行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的法律义务。关于中方坚持写入的反霸条款，它包含了两重含义：首先，两国宣布不寻求霸权，这对于曾经在亚洲奉行霸权主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日本是一个约束；其次，这对于任何企图在亚洲称霸的外部势力也能起到一种警示作用。《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关系的长期不正常状态，揭开了中日关系和平友好发展的新篇章。

　　83、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的规定，中日双方于1974年11月开始进行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谈判的焦点是反霸条款问题。在苏联政府的压力下，日方极不愿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因此谈判迟迟未有进展。1978年7月21日，中日重开谈判。中方的立场是坚持原则、因势利导，重点仍然是反霸条款，坚持必须按《中日联合声明》的提法写入条约正文。几次反复后，日方逐渐向中方方案靠拢。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终于签署。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由前言和五个条款组成。前言的中心思想是双方确认《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第一条是双方声明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第二条是条约的中心内容，即反霸条款，“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第三条是关于两国经济、文化合作的规定。第四条是双方妥协的产物：“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与《中日联合声明》相比，把反霸条款与第三国条款分列为两条，实际上反而更突出了反霸原则。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两国关系和国际政治都有重大影响。就双边关系而言，这一条约是中日关系的政治总结，也是两国睦邻关系发展到一个新起点的重要标志。就国际政治而言，由于条约是在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最盛时期、在中国领导人提倡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背景下签订的，因此，这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沉重打击。

　　84、邓小平访问日本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为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给予高规格、高礼遇的接待。

　　10月23日上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互换批准书后，福田首先致辞，他说：“期待日中两国政府和人民重新保证、尊重这个条约的精神，忠实地信守这一缔约的各项条款，为加强和发展日中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而努力。”接着，邓小平讲话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团结，中日两国亲密合作，这是10亿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国政府将同日本政府一起，坚定地信守和履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各项规定。”

　　邓小平还在多种场合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重大国际问题和中日关系的主张和立场，并提出了解决领土纠纷问题的新思路——“搁置争议，留待后人解决”。邓小平指出：关于钓鱼岛问题，“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这一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和平解决钓鱼岛等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问题开拓了新思路。

　　邓小平在日本为期8天的访问圆满成功，扩大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影响，加强了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为中日友谊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85、“光华寮问题”

　　尽管中日（本）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并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然而两国间的某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而这些问题可能随时危害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光华寮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光华寮是位于日本京都市的一幢五层楼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京都大学将该项房产租用，供当时在日留学的100多名中国留学生使用。战争结束后京都大学不再租用，但中国留学生仍住在其中，并成立了“自治委员会”管理光华寮。1950年，国民党政府驻日本代表团用250万日元买下这一房产，1952年又以“大使馆”的名义与原房主重新签订了关于该项房产的买卖契约。1966年，台湾当局要求住在该寮的8名寮生搬出，被拒绝，遂以“中华民国”名义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京都地方法院于1977年作出初审判决，驳回了台湾当局的要求。台湾当局又以“中华民国”的名义上诉到大阪高等法院，大阪高等法院于1982年作出判决，撤销初审判决，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新审理。1986年京都地方法院作出重审判决，接受了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名义提出的请求，要求8名寮生搬出光华寮。8名寮生不服，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987年2月，大阪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即日本大阪高等法院也认为光华寮归“中华民国”所有。

　　光华寮问题不是一个涉及一幢房产的单纯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中日两国关系基础的政治问题。日本法院对光华寮案所作的判决，真正的动机是通过对这一案件的判决，重新赋予在法律上已经不存在的“中华民国”以合法地位。这样的判决一旦成为判例，就会在政治上为日本政府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提供法律依据，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中国政府的多次交涉下，日本政府深知“光华寮”事件对中日关系的重大影响，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法院施加影响，使这个“两个中国”的判例无法成立。

　　86、“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钓鱼岛位于中国台湾省东北100海里处，面积约5平方公里，是中国台湾岛的附属岛屿。1895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岛。同年，钓鱼岛也被日本占领。二战结束后，日本本应将钓鱼岛与台湾岛一起归还中国，但当时日本虽把台湾、澎湖归还给中国，却把钓鱼岛交给了美国驻日本冲绳的占领军。1971年美日达成美国归还冲绳协议后，美国把钓鱼岛又交给了日本。日本认为，钓鱼岛（日方称尖阁群岛）是作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而处于美国管理下的地区，由美国交还日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钓鱼岛问题的关键在于搞清它是台湾列岛的附属岛屿还是琉球列岛的附属岛屿。琉球群岛历史上长期在中国控制和管理之下，1879年—1881年，日本开始侵占琉球。在“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思想指导下，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球案专条》，正式承认日本并吞琉球。然而，在李鸿章与日本特使商谈时，双方都明确琉球群岛有大小36个岛屿，而钓鱼岛根本就不在这36个岛屿之列。因此，美国将钓鱼岛交给日本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钓鱼岛问题除涉及中国的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外，还与东海大陆架资源有关。70年代初期，东海大陆架发现丰富的油气资源。而钓鱼岛的位置恰好与中日之间如何划分大陆架问题密切相关。中国主张大陆架的“自然延伸说”，即中日在这一地区并不处于同一个大陆架，两国大陆架的分界线应在两国大陆架自然延伸的交界处，具体来说就是冲绳海沟的最深处。而日方认为中日处于同一个大陆架，应该以“等分线原则”来划分大陆架。钓鱼岛位于冲绳海槽的中方一侧，如果以钓鱼岛为基准来均分大陆架，则东海大陆架4个含油构造中的3个都将被划入日方一侧。因此，这是关系到中国重大国家利益的重要问题。

　　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和明确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非法和无效的。但中国政府愿从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出发，在“主权属我”的前提下，与日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

　　87、中国与英国和荷兰的“代办级关系”

　　英国、荷兰是最早承认新中国政府的西方国家，但根据“谈判建交”原则，因上述两国在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同时并未真正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在“打扫干净屋子”之前暂不解决与之建交问题，但对其派到北京的谈判代表给予外交礼遇。

　　英国政府之所以不顾美国的禁令宣布承认新中国，最主要的原因是保护其居于西方国家首位的在华投资和希望通过承认新中国来维护英国在香港的统治。但英国政府却坚持保留设在台湾淡水的领事馆；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中国席位问题表决时，英国政府也没有采取明确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合法席位的态度。在英国统治地区的中国国家财产归属问题上，英国政府态度暧昧。例如中国大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劫运到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员工宣布起义后，港英政府扣留了该“两航”公司的大部分资产，致使中国国家财产遭到巨大损失。朝鲜战争开始后，英国政府又“征用”停泊香港的中国大陆油轮为“联合国军”运送油料，致使中英建交谈判长期达不成协议。至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中英才达成建立“代办级”关系的协议。这种事实上的“半建交关系”一直持续到1972年才升格成大使级的正式外交关系。

　　荷兰的情况与英国类似，虽然它于1950年3月即宣告承认新中国，但在同国民党政府关系上不愿明确表明态度，在联合国中国席位问题上同美国保持一致。中荷建交谈判也长期拖延，从1954年建立“代办级关系”，至1972年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88、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和《中英联合声明》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十九世纪中期，英国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把香港岛和九龙割让给英国。1898年，英国又通过《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新界”九十九年，从而侵占了整个香港地区。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1982年9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1984年12月19日，中英政府首脑正式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等三个附件。《联合声明》的内容概括起来有四点：1、收回主权后成立特别行政区，直属中央政府；2、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3、保持香港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4、照顾英国及其它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

　　中英就解决香港问题达成协议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有利于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有利于中国的统一大业；其次，为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经验。中英谈判进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在原则上，中国立场坚定：主权、治权不容谈判，三个不平等条约决不承认；而在具体政策上，中国政府充分考虑了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充分照顾了有关方面的利益，使英国在谈判中无法反驳。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华民族洗雪了百年耻辱。

　　89、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和《中葡联合声明》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553年，葡人以曝晒水浸货物为由上岸居住。1840年鸦片战争后，葡乘清朝政府战败之机，侵占澳门南面的凼仔岛和路环岛。1887年，葡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葡会议草约》，规定“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它处无异”，但清政府并没有同意割让澳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谈判解决澳门问题。1986年6月，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在北京举行。与香港问题相比，解决澳门问题的难度要小一些，其原因在于：1、香港与澳门的历史地位不同。香港是英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割让的，而葡萄牙与澳门的关系只是一种“永租”关系。因此，澳门的中国领土性质是清楚的。2、澳门在经济上的意义比香港小得多，其经济支柱是博彩业和旅游业，对中国和葡萄牙经济都没有大的影响。3、葡萄牙政府对澳门问题的态度不像英国对香港问题那样不切实际，葡萄牙政府并没有坚持对澳门的管辖权。

　　由于上述原因，有关谈判进展顺利。1987年4月13日，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中葡联合声明》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等附件。《联合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届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政策等。《联合声明》的签署为国家间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树立了典范，对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澳门问题的解决再次显示了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生命力，同时为祖国的完全统一指明了正确道路。

　　90、中法建交

　　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中法建交存在三大障碍，即印度支那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和台湾问题。1954年日内瓦会议恢复了印度支那和平，扫除了中法关系的一大障碍。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开始考虑与中国建交问题，但这时阿尔及利亚战争又成了中法关系新的障碍。中国对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采取了支持态度，并表示中法建交必须在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之后。1962年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承认了阿的独立地位，这样就消除了中法建交道路上的又一障碍。

　　中法建交的核心障碍是台湾问题。1963年10月，法国前总理富尔受戴高乐委托来华与中国领导人商讨建交事宜，法国政府希望不要在建交公报中涉及台湾问题，因为这样做会给人以法国接受了中国先决条件的印象，有损于法国独立自主的形象。对此，周恩来提出了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又体谅法国处境的方案，即公开声明与内部默契相结合的方案：公开声明中不直接提及台湾问题。内部默契中则必须明确：1、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2、法国政府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再支持台湾当局的代表权；3、中法建交后，法国政府应撤回其在台湾的机构及人员。至此，双方就台湾问题的解决达成了共识。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同时公布建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天，中国政府以发表声明的形式公布了与法国达成的内部默契。中法建交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政策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艺术。法国不顾美国禁令率先与中国建交，打击了美国长期以来孤立中国、制造“一中一台”、“两国中国”的企图。中法建交有利于缓和因两大阵营军事对峙而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同时为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提供了良好范例。

　　91、法国售台武器问题与中法“一•一二”公报

　　中法建交之后，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是友好和平稳的。但从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开始，中国与西方阵营的关系陷入危机，法国在“制裁”中国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和积极。在这种背景下，法国社会党政府肆无忌惮地发展与台湾当局的关系，突出的表现是对台军售问题。

　　1991年9月27日，法国政府批准了向台湾出售驱逐舰的合同。1992年11月18日，法国政府又批准了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2000—5型战斗机的合同。中国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应：11月23日，中国政府要求法国在一个月内关闭其驻中国广州的领事馆和领事馆所属的“经济开发办事处”，法国公司被排除在广州地铁项目的投标公司之外，中国取消了购买6架法国空中客车320型客机的合同。中法关系进入了两国建交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1993年，巴拉迪尔组成了法国新政府，并立即着手恢复严重受损的中法关系。1994年1月12日，中法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即中法《一•一二公报》。双方在公报中宣布，中法两国应该“在建交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法国方面确认，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考虑到中方的关切，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等。

　　《一•一二公报》的重要性在于，法国政府在公报中明确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弥补了中法建交时法方对此只有内部口头默契而无公开书面承诺的不足。这样，随着《一•一二公报》的签订，中法双边关系在法方重申遵守中国基本立场的基础上渡过了危机，并获得了新的发展。

　　92、中法“全面伙伴关系”

　　中法《一•一二公报》排除了影响中法两国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中法关系在此基础上获以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高层互访增多，贸易额不断增大。1996年，李鹏应法国政府邀请正式访问了法国。访问期间，李鹏提出了发展中法关系的四点建议：增加信任，面向未来，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治关系；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充分发挥两国经济的优势和潜力，使合作成果不断扩大；发展文化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密切磋商，协调立场，担负起在国际事务中应负的责任，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1997年5月，希拉克应江泽民的邀请访问中国，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法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中法“全面伙伴关系”确定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在政治方面，两国决定进一步密切合作以推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经贸合作领域，双方决定加强在航空航天、能源、农业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此外，两国政府决定建立频繁的交往和接触机制，每年至少安排一次双边高层会晤和至少两次外长会晤等。

　　作为中法关系改善的结果，也出于“要合作、不要对抗”的理念，法国宣布不参加199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可能提出的反华提案。法国的这一举动在欧盟国家中引起了巨大震动，1998年，欧盟所有国家作出集体决定，不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搞反华提案。中法“全面伙伴关系”的建立，推动中法关系朝着友好合作、求同存异的方向更深入地发展。

　　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

　　93、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时中国对埃及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法（国）在中东的殖民势力因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而步步萎缩，也因美国力量的渗入而受到排挤。1956年发生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为继续维持其殖民利益而挣扎，但仍然逃脱不了从中东溃败和被美国替代的命运。

　　1956年7月26日，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英法和以色列对埃及诉诸武力，造成了轰动一时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其间，美国采取了迫使英法军队撤出的立场，引起英法的极大不满。毛泽东明显感到美国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中间地带”的矛盾：“表面上美国是在帮助英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美国很喜欢运河那个地方”，“如果英法早些靠拢纳赛尔，不要去打埃及，倒会对英法有利，而现在自己被逐出，把美国引进了中东、近东。”事实证明，英法撤军不久，美国立即宣布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即公开主张在英法势力撤走后的中东地区，应由美国来“填补真空”。

　　中国义无反顾地支持埃及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8月4日，周恩来宣布：任何武力干涉行动一定要遭到亚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是一定要失败的。9月17日，毛泽东接见埃及首任驻华大使时表示：“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力所能及，一定帮助。”9月20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的行动，中国人民都不会置若罔闻。”此外，中国政府向埃及无偿赠送了2000万瑞士法郎。在埃及人民坚决抵抗、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强烈谴责和反对下，英法终于在12月3日被迫宣布从埃及撤军。

　　94、中国对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战争的支持

　　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掀起了新高潮。中国领导人在会见非洲民族解放组织领导人时多次表示，我们支援的军火是无偿的，我们援助你们争取独立，你们获得了独立后，我们还要援助你们进行经济建设。中国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54年阿尔及利亚人民打响民族解放战争第一枪之时，正是中国通过日内瓦会议与法国接触后双边关系有所改善的时期，但中国并没有因为要与法国改善关系而放弃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1956年5月，阿拉伯联盟总秘书处照会中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6月，周恩来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人民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1958年4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访华时，周恩来表示，中国愿意提供军事援助，但从策略考虑，这一援助将通过第三国来提供。1958年9月，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的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立即表示承认，双方迅速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是非阿拉伯国家中第一个与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临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1962年3月，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签订《埃维昂协议》赢得独立斗争胜利后，中国又立即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了经济援助。

　　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在国际斗争中给予中国大力支持，如多次在联合国呼吁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驱逐国民党当局的代表。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主要提案国之一就是阿尔及利亚。

　　95、周恩来访问亚非13国

　　万隆会议后，为进一步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和友谊，周恩来于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对亚非13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周恩来和陈毅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10个非洲国家，接着访问了缅甸和巴基斯坦，最后同宋庆龄一同访问了锡兰。在访问过程中，周恩来提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1、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2、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3、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4、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5、主张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运用，也是万隆精神的发扬光大。随后，周恩来在访问加纳和马里时又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同亚非拉新兴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的真诚愿望。

　　亚非13国之行，加深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中国人民同亚非人民的友好合作和团结反帝事业，为亚非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周恩来提出的五项原则和八项原则，实际上为中国处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确立了基本准则。因此，这次访问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96、毛泽东的“5•20声明”

　　毛泽东的“5•20声明”是对柬埔寨人民反抗美国军事入侵的国际主义声援，声明集中阐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1969年，尼克松政府成立后，认为要解决越南战争问题，必须解决北越军队和南越人民武装在柬境内的所谓“庇护所”问题。1970年3月18日，乘西哈努克在苏联访问之机，朗诺右派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的合法政权。4月30日，尼克松政府策动了由美军伙同南越伪军对柬埔寨进行的名曰消灭“庇护所”，实为进攻柬埔寨爱国进步力量的军事入侵。朗诺集团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

　　对此，中国政府采取了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国制造的反动政变和军事侵略的立场。因国内政变而在莫斯科遭到冷遇的西哈努克，在中国邀请下于3月19日来到北京。中国一如既往地以国家元首的规格给予欢迎。3月20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发表五点声明，号召爱国的柬埔寨人民拿起武器同美国及国内的卖国贼进行坚决斗争，并组成了以宾努亲王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毛泽东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并强调：“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

　　在世界人民，包括反战情绪高涨的美国人民的同声谴责下，面对柬埔寨人民的坚决斗争，尼克松被迫于6月30日宣布从柬埔寨撤出美军。

　　97、中国与缅甸等五国边界问题的解决

　　60年代前半期，中国政府与缅甸、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五国圆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受到了这些国家政府、人民和国际舆论的赞扬。

　　中缅边界全长2186公里，共有三块争议地区：1、南段的佤山地区。1941年，英国强迫国民党政府接受《中英滇缅南段界务换文》，将中缅边界作了有利于英方的修改。2、猛卯三角地区。这个地区本是中国领土，1897年，英国以“永租”名义取得了对这块领土的管辖权。3、尖高山以北地区。这段边界从未划定，英国于1911年武装侵占了中国片马地区。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缅双方均感到了解决边界问题的迫切性。1960年10月1日，中缅两国政府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尖高山以北地区除片马、古浪和岗房外完全按照分水岭划界，缅甸把片马、古浪和岗房归还中国。废除缅甸对猛卯三角地区的“永租”关系，同时，中国方面同意把这个地区移交给缅甸，作为交换，并照顾到历史关系和部落的完整，缅甸同意把按照1941年中英两国换文规定属于缅甸的班洪、班老部落其余辖区划归中国。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大大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也为中国继续与其它邻国解决边界问题树立了一个良好典范。

　　中国与蒙古边界问题复杂，解决难度大。首先是因为中蒙四千多公里的边界从未划定，且边界地形复杂。其次，由于中蒙两国间的历史纠葛，蒙古对中国的戒心较重。根据上述情况，中方确定了以下谈判原则：基本维持现状，稍作调整；争议地区，按目前管辖情况，照顾双方边民利益和感情，通过友好协商，进行适当调整，求得公平解决。1962年12月26日，双方签署了《中蒙边界条约》，中蒙边界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中国与尼泊尔边界谈判的焦点是珠穆朗玛峰的归属问题。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中尼两国人民对这座山峰都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中方提议把珠穆朗玛峰划为两国共有的骑界山峰。1961年10月5日，《中尼边界协议》在北京签字。

　　中国与巴基斯坦边界谈判的难点在于，中巴交界线的巴方一侧是印巴。